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能源短缺，1978年发展到严重地步，最突出的是缺电。企业动力供应不足，多数企业“开三停四”，有20%以上的生产能力不能发挥；城镇燃煤和用电没有保证，经常拉闸停电，居民以蜡烛和油灯替代电灯；农村缺少柴烧，断炊时有发生，大部分农户还没有用上电。能源短缺和电力不足，极大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

中国政府意识到能效管理和节约能源的重要性，自1979年开始每年11月定为全国节能宣传月（1991年开始改为每年10月第一周为全国节能宣传周），1980年制定了“能源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的能源开发利用总方针，开始建立自上而下的庞大能效管理体系。国务院节能工作办公会议是国家最高节能决策机构，由主管能源的副总理召集中央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负责人，研究和审议节能法规、政策和计划，提出节能要点和改进方向。从中央、省市到行业的政府部门都设置了专门的节能管理机构，省市和行业的政府部门还组建了200多个拥有7000余人的节能技术服务中心，协助政府从事用能监察、能源审计、节能诊断并提供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实行政企合一，也都按政府要求设置了节能管理机构，大中型企业还建立了从工厂、车间到班组（工段）的三级节能管理网。形成了从法规、标准、政策制定，节能规划和计划编制到节能项目实施一整套的能效管理体系和节能运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能源供应的紧张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本上保证了经济稳定的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改善。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节能成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能效管理机构发挥了主导作用，以及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节能运作机制的可操作性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加快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改革步伐，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讲求经济效益的企业管理体制，调整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管理机构及其职能范围。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电力生产部门，以及石化、冶金、化工、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等能源、电力使用部门相继与政府职能脱钩，进行了公司化改组和商业化运营，节能节电不是它们盈利的主要目标，普遍放松了节能节电的努力。1990年召开了第六次国务院节能工作办公会议后即告停止，在两次调整和精减政府机构过程中又缩编了中央和地方的节能管理机构，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对能效管理的力度。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持续20多年的能源·电力供应短缺局面出现了缓解的趋势，能效意识普遍开始淡化，加之又缺少有效的节能运作机制和激励措施，节能节电出现了欲进不前的局面。

电力能效管理是整个能效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电力与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是节能活动中最为活跃的领域，由于它是优质二次能源，提高终端用电效率倍受政府的重视。1993年以前的能源部设置了节能司，全国节约用电办公室在该司合作办公，除管理电力行业内部的节能节电外，还协助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对终端用户进行用电管理和开展节电活动。撤消能源部后组建了电力工业部，能源部的电力能效管理部门职能转移到安全生产协调司，全国节约用电办公室与其合作办公。各省市电力局和设在供电局的“三电办”执行政府职能，其用电管理或节电管理的专职机构直接面对电力用户进行用电和节电管理，完成节电计划。1997年电力工业部实行公司化改组之后，全国地方电力局和“三电办”陆续撤消，其用电管理和节电管理转为电力营销和电力促销部门，从而出现了电力能效管理的真空，放慢了终端用户节电活动的步伐。

长时间地放松对提高能效的关注会使人们失去节能节电的信心，加快政府能效管理体制和节能运作机制的改革，才能巩固已取得的节能节电成果，并把节能节电活动持久有效地开展下去。